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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融合，推进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于1972年。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1985年，中国加入该公约。1987年，中国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包括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以及泰山。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8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为传承中华历史文脉、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倡议发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首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学术论坛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建言献策，促进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与人才培养，助力世界遗产事业发展。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表示，通过世界遗产的申报实践，使大家对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比如从文物保护的语境走向文化遗产、世界遗产保护。“过去文物保护的对象是静态的古遗址、古墓葬等，如今强调保护活态的遗产，如人们居住的传统村落；过去文物保护只保护物质要素，现在非物质要素也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黎族的黎锦、哈尼族的耕作技术等都被纳入了保护之列。”单霁翔说。

　　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表示，平遥古城是人居型世界遗产的典型代表，城市开发、过度旅游、社区面临着被瓦解的风险是其要面对的挑战。邵甬介绍，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平遥古城旅游快速发展，古城保护与发展出现了失衡状态，很多干字形商业街作为开发的主要区域，接受了外部投资，并且进行了装修甚至过度装修，但是很多传统院落却存在消极保护的状况。另外，平遥古城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社区缺乏比较强的凝聚力，社区居民对遗产的认知不足。

　　2006年，邵甬开始为平遥古城编制保护规划，为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发展提出相关策略。“一是古城价值的再阐释，从古城的古代到当代，从宏大叙事到日常人居，涵盖了金融之都、营城智慧等方面；二是古城定位的调整，将以旅游为主的古城调整为‘活着’的古城、宜居的世界遗产地；三是工作目标的调整，从‘保下来’到现在的‘活得好’。”邵甬说，团队为平遥古城编制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以求保存完整的中原汉民族城市特征，并保护好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出台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实施办法》，以期通过政府主导、居民自主和专家引导的激励制度，让老百姓在通过补助资金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修缮结果也能够符合保护规划制定的标准。同时，进行产业优化，鼓励旅游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发展，形成有韧性的产业结构，比如把古城中的废弃用地活化利用为文化空间，鼓励文化产业植入，在古城里逐步形成了与文化遗产空间相结合的电影节、摄影节等。如今平遥的旅游总收入在逐年提高，但是门票收入占比越来越低，参与到相关产业中的居民也越来越多。

　　“开始规划时我们更多的是记录物，比如街巷、建筑，后来更多地去理解城市与人的历史以及人当下的需求，实现了‘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改变。在工作方法上，从原来的‘精英规划’转变为‘共同缔造’。比如成立社区工作坊，让老百姓了解古城的保护与发展，也了解他们的需求。”邵甬表示，人居型世界遗产的保护，既要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原则，还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同时要回应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强调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重视人居环境的改善，实现宜居、活力、平等三大目标。

　　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

　　湖南武陵源于1992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武陵源成为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2007年，武陵源成为国家5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

　　武陵源的保护发展之路很好地印证了遗产保护理念的蝶变。201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开展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展望时，把所有的自然遗产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好；第二类是比较好但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第三类是重点关注；第四类是严重关注（大部分为列入濒危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武陵源被列为重点关注类。2017年，武陵源再次被列为重点关注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关于武陵源的报告措辞非常犀利，比如认为武陵源的完整性尤其美学价值受到不可接受的丧失。同时强调旅游设施过度建设和持续游客增长给武陵源带来的威胁等。”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教授肖时珍说。

　　“我们受地方主管部门委托，按照世界遗产中心的要求编制了《武陵源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逐一回应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武陵源的担忧，以及武陵源所在的各级政府为实现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包括武陵源景区主入口的酒店、商铺等大多已拆除，并且进行了生态修复，武陵源在居民搬迁、环境污染防控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等。我们也客观地评价了武陵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对美学景观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还分析了索道、电梯等在促进遗产保护和展示、促进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很关注的游客人数，也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进行了数据核实与澄清。”肖时珍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可了他们的报告。2020年12月，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武陵源由“重点关注”类晋级为“比较好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类。“武陵源也调整了开发思路。比如之前武陵源计划再建一条鹞子寨索道，因为有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议建议，如今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可以看到，武陵源从过去旅游大开发的阶段，逐渐演进到开发与保护并重的阶段，到如今进入以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肖时珍表示。

　　让原住民获得发展的红利

　　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8年，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保继刚带领团队对哈尼梯田进行了调查。“团队有60个人，其中20多人懂哈尼语。”保继刚说。

　　团队对元阳县35个自然村5682户做了实地调查。调查发现，村寨大部分年轻人出去打工了，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遗产区以农业为主，产业结构非常单一； 35个村庄中，传统民居蘑菇房只剩下298栋。“经过调研和充分考虑，我们选择了阿者科村开展保护实践。”保继刚说。

　　阿者科村是35个村落中最贫困的一个村，因为交通不便导致村内新建设缓慢，也使得蘑菇房得到大量存留。“我们提出了‘阿者科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村民以村落和他的生产生活方式入股，占股70％，其中民居占40％，梯田占30%，居住占20%，户籍占10%。只要住着传统民居、种着梯田，村民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分红。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传统民居以及梯田的保护上找到了抓手。从2018年6月开始，到2019年3月第一次分红，每户分了1600元。之后，村民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到2021年，每户分红达到3000元。”保继刚表示，在这个计划推进中，一直推行基层民主，公开所有的相关信息。有需要新增的管理制度，召开村民代表会进行商议，形成了新的管理制度就纳入阿者科的管理制度中。

　　“我们还给孩子们设立了教育奖励金，考上中学奖励500元，考上本科奖励1000元，每年发放。同时，还请当地村民教游客体验织布等，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收入。”保继刚说。

　　作为中国旅游减贫方案，“阿者科计划”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试验田，从实践反哺理论。“其中最核心的是创造旅游吸引物的人，应该得到旅游带来的收益。”保继刚说。

　　“世界遗产保护的持续推进得益于建筑、旅游等领域人才参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张朝枝表示，文化遗产保护具有跨学科特征，因此培养好跨学科综合型人才是关键。据悉，从2018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和张朝枝共同发起了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连续几年来，工作坊组织了多个专业的师生，在河南、河北、山西等重要遗产地开展调研，探索遗产地的保护发展。“以‘共同问题’为导向，多学科人才一起努力推进世界遗产保护。”张朝枝表示。

“上门代厨”，月入过万？******

　　“香辣鸡翅、红烧鱼、包菜……10个菜，口味微辣，总共169元。”头一天和客户谈好了菜品和价格，约定好时间。下午3点，湖南长沙市“95后”女孩“葵葵子”准备出发“上门代厨”。

　　2022年以来，全国多地兴起一股“上门代厨”热潮。不少人在各类社交平台留言，可为附近用餐需求者提供“上门代厨”服务，并赚取一定费用。相关内容在多个平台的热度持续攀升。

　　“上门代厨”为何流行？这一服务有什么特点？行业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风险？半月谈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上门代厨”服务兴起

　　“上门代厨”的“厨师”多是厨艺爱好者，消费与服务双方点对点联络达成共识，“厨师”上门烹饪，线上收取服务费。2022年以来，“上门代厨”现象在多地兴起。美团2022年10月至12月数据显示，“上门代厨”的搜索量环比上涨533%。

　　两到三个菜58元，四到五个菜78元……半月谈记者在小红书、闲鱼、抖音等平台发现，北京、上海、武汉等多地的用户发布了提供不同菜系的个人“上门代厨”服务宣传广告。根据各地消费水平和菜品数量，“代厨”收费标准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如需代买菜、洗碗等则另外收费10元。

　　2022年11月初，辞职在家的“葵葵子”偶然刷到“代厨”信息，平时就擅长做湘菜、川菜和西餐的她有了兴趣，当即比照着发布了一条。“没过多久，就有人私信咨询我。”“葵葵子”说，每天接单2至3次，一个月时间她收入1万多元。

　　多名受访的“厨师”表示，目前各地“上门代厨”服务发展火爆，有的甚至成立了“上门代厨”公司。不少人都在考虑整合资源，未来形成团队化的“代厨”服务模式。

　　火爆背后呈现新特点

　　“找‘代厨’比找厨师便宜，还可以经常换菜系。”家住武汉的刘先生告诉半月谈记者，家里有老人和孩子，出于食品安全的顾虑，“代厨”更让人放心。

　　他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按6道菜的标准，一次花去88元服务费和120元的原材料费，比起出门就餐和找专业厨师，价格低，吃到的菜质量高。此外，“代厨”们直接晒出擅长的菜系，信息透明。

　　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时下盛行的“上门代厨”还呈现出诸多新特点。

　　一是从业者更加广泛。受访人士分析，烹饪爱好者是“上门代厨”的主力。他们或兼职、或全职，将爱好变成工作。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上门厨师”不乏上班族、宝妈等群体，他们常利用空余时间为他人提供“上门代厨”服务。在某平台多个“代厨”宣传广告评论区，都有人留言“怎样做‘代厨’？”

　　二是“上门厨师”和消费群体双年轻化。多位“代厨”告诉半月谈记者，“代厨”圈子多为“85后”“90后”，甚至“00后”，年轻群体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其服务对象也以同龄人为主。

　　一位互联网从业人员表示，“上门代厨”主要以网络社交平台为沟通媒介，且年轻群体是各类社交平台的主要用户，依托平台即时通讯的特点，双方相互交流更方便、高效。“客户大都是年轻人，通过‘上门代厨’，我还结交了不少朋友。”加入“代厨”队伍有一段时间的“90后”退伍军人大鹏说。

　　三是消费需求更加多元化。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不少长期叫外卖、不会做饭或没有时间做饭的消费者对新鲜、特色的餐饮有需求，便寻求“代厨”服务。除了生日宴会、公司团建等常见类型，“代厨”们接到的用餐咨询还包括健康饮食、减脂轻食、月子餐等五花八门的需求种类。

　　引导“上门代厨”健康发展

　　多位受访者表示，“上门代厨”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可以促进灵活就业，带动消费，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对餐饮的需求。但“上门代厨”准入门槛较低，也存在一定风险。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俊杰表示，“代厨”过程属于食品生产环节，如何保障服务品质和食品安全，缺乏相应的规范。

　　胡俊杰说，“上门代厨”主要依托社交平台私信建立联系，属于“你情我愿”的交易，对“上门厨师”和消费者双方缺乏人身安全保护。如，不排除某些人心思不正，抱有犯罪目的。此外，“上门厨师”在烹饪过程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纠纷如何解决尚无依据。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门厨师”和消费者双方均对安全风险问题较为关注。不少消费者会提出查看“上门厨师”的健康证。“上门厨师”也会通过聊天的方式判断安全性，再决定是否“上门代厨”。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喻曦表示，“上门代厨”是一种新兴的服务关系，可能构成劳动关系，也可能构成劳务或雇佣关系，且不同情况下法律性质不一。此外，“上门代厨”多是私下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支付的方式支付服务费，如果金额巨大，可能还会涉及税金问题。

　　对于目前尚存在的风险和争议，胡俊杰、喻曦等表示，“上门代厨”作为社会分工细化的新职业，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相关部门应正面引导和规范该行业健康发展。如，参照网约车、家政等成熟的服务管理模式，确定行业准入门槛，完善支付方式、纠纷解决路径等事项，对整个服务过程量身定做质量评价和管理办法，从而全面完善和规范“上门代厨”行业。(半月谈网 记者：田中全 邓楠)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